如何準確把握濫伐林木罪立案標準

案情：吉某系一護林站護林員。2011年3月，為了種植沉香，吉某未經林業部門批準，擅自攜帶鉤刀，多次到公益林地上砍伐天然次生林木，被護林員發現后逃離現場。經調查評估，被伐林木為天然闊葉樹，屬公益林；被伐林木面積3.94畝，為規劃林地；被伐林木總株數為591株，其中胸徑大于或者等于5厘米的樹木為111株，胸徑小于5厘米的樹木為480株；被伐林木蓄積量為6.4765立方米。

分歧意見：對于吉某行為的定性存在兩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吉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其濫伐林木尚達不到濫伐林木罪定罪的數額要求。理由是：根據比較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森林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條規定：“濫伐林木‘數量較大’，以10至20立方米或者幼樹500至1000株為起點。”同時，2007年1月15日《國家林業局關于盜伐、濫伐林木案件中有關違法事實認定問題的復函》規定：“在盜伐或者濫伐林木案件中，盜伐或者濫伐林木的蓄積數量或者幼樹的株樹應當分別計算和認定。”本案中被濫伐的胸徑小于5厘米的幼樹480株與胸徑大于或者等于5厘米的“大樹”111株不可以合并計算。由此可知，濫伐林木罪是以蓄積量或者以幼樹株樹來確定定罪起點的。所以，本案被濫伐林木蓄積量6.4765立方米、幼樹480株的情況都達不到該罪的定罪起點。

第二種意見認為，吉某的行為構成濫伐林木罪。理由是：一方面，可以將“大樹”與幼樹的株數合并計算。“大樹”是由幼樹長成的，“大樹”可以評價為幼樹。并且，從環境保護方面來看，“大樹”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幼樹，所以，本案111株“大樹”與480株幼樹可進行合并計算。這不僅符合立法目的，也有利于打擊違法犯罪和保護森林資源。另一方面，根據法律規定，濫伐500株幼樹是犯罪，按照當然解釋論的觀點，濫伐幼樹長大后的“大樹”也應當構成犯罪，否則是不符合常理的。所以，本案吉某濫伐的幼樹（480株）和“大樹”（111株）可以合并計算，已達到濫伐林木罪500株的定罪起點，應當追究其刑事法律責任。

評析：筆者同意第一種意見。理由如下：

根據比較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森林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條規定，濫伐林木罪是以蓄積量或者以幼樹株樹來確定定罪起點的，同時，該條中“或者”一詞表明，在“10至20立方米”和“幼樹500至1000株”兩者之間是選擇關系而非并列關系，只要達到其中之一的標準要求便可構成濫伐林木罪。所以，本案判定吉某的行為，要么以蓄積量來定罪，要么以幼樹株樹來定罪，顯然，本案被濫伐林木的蓄積量6.4765立方米和幼樹480株，都沒有達到濫伐林木罪的定罪標準。

此外，不能采用當然解釋方法來解讀有關幼樹的規定。正如有觀點認為，當然解釋與類推解釋一樣，是以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為前提，通過當然推理形成解釋結論的一種技巧。而濫伐林木行為與定罪起點都是有明文規定的，只是可能存在不合理的因素。因此，不能采用當然解釋方法來解讀有關幼樹的規定。而且，根據刑法第3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即使實踐中，由于法律規定不完善等原因，存在不合理的情況，但由于刑法實行罪刑法定原則，故不得直接采用當然解釋方法來認定某種行為系犯罪行為，否則將違背這一原則。筆者認為，當然解釋方法更適合運用于民商法、行政法等領域，而對于法律規定中存在的不合理之處應當予以修正，而不是超越法律去解釋和適用。所以，本案應該嚴格按照現有規定作出處理，不能將大樹與幼樹的株數合并計算，吉某的行為尚不構成濫伐林木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