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這么大，為什么留不住王世襄的寶貝---明式家具

【題圖| 1983年，王世襄在趙蘿蕤家搬運五足內卷香幾準備拍照】

  在王世襄先生豐富廣博的收藏品中，比較為重要、數量也比較多的品項，是明式家具。在近半個世紀的收藏生涯中，他能憑一己之力收藏到這些精絕之品，簡直稱得上是曠世奇跡。

  前些年我曾想過，中國應當從全世界現今存世的明式家具中，精選出能全面代表明式家具輝煌成就的十二件藏品，推出一套明式家具特種紀念郵票。我不斷在腦海中回憶幾十年來看到過的海內外各大博物館和重要收藏家所珍藏的明式家具藏品，反復過濾篩選，哪幾件明式家具具備入選資格。思來想去，在曾經過眼的上千件珍品中，若挑出十二件極品入選，其中五件應來自王世襄先生的收藏，兩件來自陳夢家先生的收藏，其他全世界公私所藏僅占五件。

  明式家具和清代宮廷家具是中國家具史上比較為重要和比較為輝煌的兩個大類，尤其明式家具是五千年中國文化在物質領域的結晶，其意義和價值已經超越了一般家具的范疇。王世襄先生所藏，是明式家具精品中的精品，近百件形成的規模可看作是明式家具的代表，稱得上超級國寶文物。我堅信，隨著時光的推移，世人將逐漸領悟到這近百件明式家具所具有的無可替代的地位和重要性。

  這批明式家具，如今已入藏上海博物館，對于為什么不是無償捐獻，為何不留在北京，這些年來，曾聽到有人對此頗有微辭，甚至還聽到業界的名人發出的責怪之聲，這純粹是他們不了解情況。作為親歷者，我對全程首尾和來龍去脈記憶得還算清楚。

  多年以來，王先生一直在為這些藏品的比較終歸宿而操心。他說過，這批家具一定要完整留下，絕對不能再拆散分賣。無論多么困難的時期，無論多少人懇求，他從未賣過一件。比較終捐到哪里，也一直在他的考慮之中。我想：任何人首先會想到，故宮應是這批家具比較好的歸宿地。故宮本就是清代宮廷家具比較大的收藏地，而明式家具的藝術和歷史價值更為重要，如果王世襄先生收藏的明式家具能加入其藏品之列，故宮將成為集大成的中國古典家具中心。說起來應是比較圓滿的結局。

  然而故宮博物院對這批藏品一直未表示出積極的態度。

  另一方面，王先生對故宮是否真能保存和善待這批家具心有疑慮。

  古代家具，尤其是珍貴的硬木家具，其實相當嬌氣。像紫檀料的家具，木質表面非常嬌嫩，就如同人的皮膚，比較怕太陽曬。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故宮藏《明清家具》一書，竟有把極為明顯的紫檀家具標注成“黃花梨”料制作的情形。我相信，其中一個原因是故宮中有的紫檀家具給曬得顏色變淺了，所以依據顏色才被誤認成了黃花梨。
 

  【從搬運家具的手法方式便可看出不同人對于家具的不同重視程度，以搬有托泥（帶底架）的大扶手椅為例：1.一般人的拿法；2.愛好者和專業的拿法；3 .像我們這些把家具看得比自己生命還重要的人的拿法。】

  故宮的宮殿都坐北朝南。古家具擺在窗戶根兒底下，直受日光的照射。居住在北方的人都知道，北京坐北朝南的房間，日照時間特別長，即使有前廊，但案類、椅類的家具較矮，挨著墻根放仍然曬得著。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曬，什么東西能經得住！

  為此事，我曾向故宮人員說起，可他們說這是按原來的陳列形式擺放。我甚至提出過解決方案，窗戶玻璃貼上防紫外線膜，既能遮光又不礙觀看，或者在前廊上加簾，它不會影響觀看，每天由現場工作人員負責拉開、關上，只要沒有紫外線就行了。可我人微言輕，人家根本沒當回事兒，左耳朵進去，右耳朵就出來了。到后來我干脆不去看了，免得心疼。您站在王先生的角度想想看：再好的東西給了他們，他們能認真上心對待嗎？能讓他放心嗎？

  而對比之下，我們對傳世珍貴家具，看得比生命還重要。這絕非戲言，僅從搬抬家具的方式和方法就看得出來。記得他幾次向我講起，早年他從地安門買到的鐵力大香幾，由平板三輪運回家的路上，他坐在平板上，大香幾是墊在兩腳之上，雙手把著一路回家的，生怕香幾被顛著，結果雙腳痛了一路，硌出兩道溝，都麻木了。直到歲數很大了，王先生每次搬家具都必定是怎樣能保護家具怎樣搬，自己怎么難受都不在乎。盡管如此，王世襄先生一直在想方設法盡量地把這批明式家具藏品留在北京。但沒想到，北京卻不以為然，愣是不要（參看本書《安居》一章有關內容）。這天底下的事兒就這么奇怪，來得容易的，都不會珍惜，看來這是個永恒的真理。之后，他也考慮過其他博物館。例如：黃胄先生曾多次向我提出，希望我能幫他勸勸王先生，將他的藏品放到炎黃藝術館。有一段時間，王先生甚至還考慮過自己建立一個博物館，但是看到黃胄先生辦博物館，差點兒沒給累死，覺得不成，只能作罷。比較后，經綜合考量，還是給了上海博物館。

  對于個中情形，尤其對王先生這批明式家具到底算“賣”還是算“捐”，社會上有些爭議。對此，王先生在二○○二年十月接受藝術雜志采訪的訪談錄中說道：

  恰好此時上博修建完工，有家具展室，但沒有家具。上海朋友莊先生和我商量，想買我的家具捐給上博，我提出的條件是：您買我的家具必須全部給上博，自己一件也不能留，如同意，收入《珍賞》的家具我也一件不留，而且我不講價錢，你給多少是多少，只要夠我買房遷出就行。當時所得只有國際行情的十分之一，但我心安理得，認為給家具找到了一個好去處。就這樣，搜集了四十年的七十九件家具都進了上博。

  還有，七十九件中有明代一堂的牡丹紋紫檀大椅，是舉世知名的比較精品。在《珍賞》中只用了一件，出現過兩次，按照我和莊先生的協議，我只需交出一把，可以自留三把，但我四把都交了。原因是四把明代精品在一起，太難得了，我不愿拆散它們。還有在我家中多年，四把椅子從未按應有的格式擺出來過。到上海可以舒舒服服地同時擺出來，那有多好啊！《珍賞》中還有一件黃花梨小交杌，出書前我已送給了楊乃濟先生，故書中寫明藏者姓名是他不是我，過了幾年楊先生把交杌還給了我，我比較近又無償捐給了上博。這樣就湊了一個整數，共計八十件了。

  這就是事實。懂行的人一眼就看得明白：這其實就是半送！

  【清乾隆紫檀嵌玉小寶座】

  【原蕭山朱氏舊藏，避暑山莊藏寶座五屏風式，靠背正中嵌玉雕團五片，高束腰內雕古銅器蕉葉紋，此椅雕飾精美而不繁瑣，壯碩的四足增添了寶座的穩重感，如此的造型和做法，傳世僅此一件，是一件極為精美的清代宮廷家具代表作。這是捐獻前所攝。】
 

  【此寶座被摔壞后，在故宮修復時拍攝。三個腿子和牙子都丟了，由于整個托泥被摔散丟失，故宮中也很難找到這樣大的紫檀料，只好用普通白木頭復原后再刷上顏色。每次看到這張照片，都氣得心尖噴血。】

  如何將這批國之瑰寶運送到上海博物館，曾叫人煞費苦心，其間還有一段周折。外界對此可能并不了解，借此次機會簡要說明。

  王先生與上海博物館，對這批家具的運送事宜，有著各自不同的顧慮。王先生是怕從北京運往上海的途中遭到損壞，而上海博物館對這批家具的價值知根知底，擔心北京方面知情后，會勸阻王先生改變主意，設法留在北京，不允許運走。

  先說王先生這邊。

  一九七六年，王先生的好友朱家溍先生的家族，將家藏十幾件極為珍貴的明清家具，無償捐獻給承德避暑山莊。萬萬沒想到，運送過程中，貨車司機竟為了拉私活兒，把這批家具三下五除二，全從車上給扔了下來，在客店當院里堆放了整整五天。待他干完私活兒后才又扔上車運到了承德。結果，這批托運的珍貴的家具損失慘重，其中一只極為貴重的清乾隆紫檀圓墩，愣把一個牙子和托腮給摔掉了，另一件造型極為優雅的紫檀嵌玉小寶座，連腿足帶托泥整個兒摔散丟失。后來，此件小寶座又送回故宮修復，修理的時候我也參與了，還拍了照片。看看下頁的對比照片您就知道給摔成了什么德行！更離奇的是，事后竟沒人對此負責，不了了之了。

  鑒于此，王先生真被嚇怕了。因此如何把這批珍藏妥善運走，別重蹈朱家那批家具的覆轍，毀于一旦，成為王先生比較比較關切的問題。開始時，王先生跟我說，為了安全，要找專門的運輸公司。但是先后聯系了兩家之后，公司辦公室的臟亂樣兒和調度員那叫一個“粗野”的言行做派，把我們給嚇回來了。

  顯然，當時國內的長途運輸公司沒有一家能令王先生放心。后來，我們找到了大通國際運輸公司。那時，該公司在霄云路設有辦公室，好像是當時國內唯一一家國際運輸公司。經聯系后，我發現人家的業務級別很高，主要從事國際空運，對國內的業務并不太熟悉，也不太合適。王先生也覺得挺遺憾，而且通過這幾次與貨運接觸更加重了他的心理負擔。為了確保萬無一失，無奈之下，他讓我找到英國駐華大使麥克·洛瑞恩（Mike Lorean )，希望得到他的幫助。我曾帶他參觀過王先生的收藏，他對王先生也特別尊重。我們探討可否以國際外交貨物的名義，找一個可靠的國際運輸公司來運送，以期做到絕對的安全保險。對此，英國大使表示大力支持，大使夫人更表示愿意全程義務幫助并親自參與監督。

  再看上海博物館方面。

  上海博物館從不擔心運輸安全。可他們怎么也想不通：為什么北京市政府和文博機構沒有出面阻攔此事。因此心里犯嘀咕，擔心這期間若北京方面醒悟了，這批古家具出不了北京。他們的顧慮絕對有道理，一點兒也不離譜。我相信，若當年咱北京市委和文博系統中哪怕有一位領導人，能意識到這批國寶家具的哪怕是一半的價值，而且人家僅給了王先生區區一百萬美元，肯定都會想方設法說服王先生將之留下來，絕不會讓這批世界聞名的精品就這樣給一鍋端運出北京。

  比較后，上海博物館決定，由館方派人親自赴北京負責接運。

  對此，上博馬承源館長真是費盡了心機，他巧妙地采用了“曲線”搬運的方法，先將王先生的七十九件家具從家中快速地運到了一個北京極安全可靠的中央大機關。此機關與古代藝術品無關，在那里放了一段時間，仔細打包裝后，上海博物館又派來了人員和至少一個排的武警戰士，負責裝車和跟車押運。

  那天，他們是晚上出發的，大約在夜里十一點鐘左右，我接到了上海博物館負責運送家具的人打來的電話。他仿佛緊張之后長舒了一口氣，又輕松又興奮：“我們已經出了北京的地界啦！”言語之中，聽得出來他的激動之情。我生在北京，長在北京，對北京有一種極為特殊的情感。每次外出回北京，當飛機快著陸或是火車將要駛進站臺時，心里都會泛起一陣一陣莫名的欣喜，可見我對北京的感情之深。對這批珍品歸宿上海，我的心情可謂五味雜陳。可回想起這些年北京市政當局、包括北京那么多的文博機構，對王先生和這批明式家具的態度，真是無奈。我只好回了他一句：“放心走吧！祝一路順風。”

  【明代鐵力木四出頭大官帽椅，王世襄先生舊藏，現藏于上海博物館。此椅尺寸巨大。（高116厘米，寬74厘米，進深60.5厘米）讀者們不妨多看看、品品，看能否從中感受到明代文人那種孤傲的精神世界。】

  后來，陳夢家先生舊藏的十幾件明式家具珍品，亦由上海博物館購藏了，其間我也幫了忙。也是一樣，在運走的那天，車行途中他們也給我來了個電話說：“我們已經出了北京的地界啦！”

  人應該站在更有氣量和更加高宏的角度看問題。陳夢家先生這批家具中，有二十四件曾經在王世襄先生《明式家具珍賞》一書著錄過。在書的扉頁上，王先生題詞曰：“謹以此冊紀念陳夢家先生。”那么，陳夢家先生的珍品能入藏上海博物館，與昔日老友王世襄先生所藏八十件家具合璧聯珠，理當如此，更是天意，頗有“人間正道是滄桑”的氣概。

  上博人的精神確實令人感動，尤其我對創建新上海博物館，也是促成此批家具歸宿上博的主要策劃者的馬承源館長特別欽佩。幾年以后，有一次，上海博物館得知嘉德拍賣公司流拍的一件家具，原本也是陳夢家先生舊藏時，便來詢問我。我記得清清楚楚，對這件家具的品相年代如何，他們問都不問，只是在電話里連著追問了我三遍：“田先生您是不是確認這是陳夢家先生的收藏？是，我們就要了。”這說明他們對陳夢家先生的認可。我認為，比較高的鑒賞力是理解人。對比之下，再想想咱們北京和故宮博物院，真是令人無言。

  今后，如果再想觀賞和研究明式家具，無疑，您只能去上海了。

  后來有個機會，我和上海博物館汪慶正副館長應邀去香港出席一個博物館開幕儀式。在旅途中，他告訴我：“王先生這批家具在上海極受歡迎。統計表明，在上博諸多的專項展館中，以參觀家具館的人流量比較多。”

  1998年，儷松居的兩位主人在上博展廳參觀他們收藏過的明式家具。

  這些年來，每次我到上海，都一定會以一名普通游客的身份去看看陳列在上海博物館里的那些家具，就像去探望闊別多年的老朋友。回想曾與這些家具共處二十多年，心里的感受，一言難盡。那時，它們是那樣窘迫局促地堆擠摞放在一起。但現在，有了那么寬敞華美的展覽大廳，在溫暖柔和的博物館專用燈光的照射下，顯出傲岸的氣派，將優美的線條和珍貴材質的質感，完美地展現給觀眾。上海博物館還有研究人員進行專題研究。雖然在有些個別的學術觀點上我們有些不同，但是他們的精神令人感動。

  我覺得，這些堪稱是人類文化遺產的精極珍品真是找對了歸宿，終于有了一個安穩的好家。站在展覽大廳中，心中生起一種感覺，這些有三四百年歷史的家具精品能從四面八方來到這里，重聚在一起，定是上天在冥冥之中已有的安排，乃是天意。上海博物館理應該，按老北京話說就是“該著”得到這樣一批瑰寶。希望一代一代上博人能繼承他們開山老館長的精神，珍惜之并為中華民族的這批物質瑰寶永遠地悉心保護與傳承下去。